第一章：求學過程
火箭科技
在過去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工作經歷中，時常會有人在會議中提到“…這又不是什麼火箭科技 (Rocket Science)…”，有時候我會很俏皮的回答：我碰巧就曾經在這個領域中工作過！在談到工作經歷前，我想用第一章先介紹一下自己的求學過程。雖然擁有航太工程(Aerospace Engineering)的博士學位，但是我並不是一個「生而知之」的人，從求學到工作，自己充其量只是「困而知之」。
我在台灣念完大學、服完一年十個月的義務兵役，一個月後就到美國唸研究所，從大學到博士的專業(Major)都是Aerospace Engineering，或許有人會認為數理應該是我的長項，其實在高中時，我本來是希望讀社會組，因為自幼就喜歡讀歷史故事，至於為什麼會從希望讀社會科學，結果還是選擇了讀理工專業？
我們就從我的初中求學生活談起。
初中階段
初中讀的是一所天主教辦的私立中學，還記得當時自己最喜歡上的就是歷史課，經常歷史老師在講台上講課，我則在台下對同學講古，當時很希望大學能夠去念政治大學外交系，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後來會取得美國的航太工程博士學位。
在初三時，學校首度將各班成績較優的學生編到一個所謂的「資優班」，將全校升學的重責大任交到我們這一班「三平」。對岸有句順口溜「男女搭配、幹活不累」，我們三平也是男女混合一班，雖然對異性仍是懵懵懂懂，但是班上沒有任何一位同學會願意在異性同學前丟臉，所以可想而知，當時全班同學念書是如何拼搏，再加上學校安排王牌老師作我們的班導師，而師老師本身就姓「師」。有師老師的嚴格教導、及同學們害怕在異性同學前丟臉等因素，當然高中聯考的結果是令學校滿意的：32名男生有22名考上建國中學、8名考上師大附中；28名女生更是厲害，18名考上北一女、10名上中山女中，全部都考上前兩志願。
這種男女混合一班的教育制度在學生情竇初開的時候，往往會有許多衍生問題，例如上體育課換衣服的不便、或者是家長不願意看到小情侶的情況等，但是三平是我求學生涯中最用功、也最愉快的一段時間，雖然同班同學拼搏得很激烈，但是同窗的感情卻是非常深厚、而且歷久彌新，即使初中畢業這麼多年，三平同學見面仍是分外親切，還常會談到當年的趣事。列舉一、二博君一笑，當年有門「健康教育課」，教課的女老師剛從師範大學畢業，未婚可能也沒有交過男朋友，年紀又與我們相差無幾，所以大家會感到尷尬的事情也差不多。當時「健康教育課」中有一章講的就是「生殖系統」，女老師教這章會臉紅，所以交代我們自己閱讀，結果有次填充考題是「女性最主要的生殖器官為何？」我答：卵巢，我旁邊的女同學答：子宮，結果反而是我答對了！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：父親認為初中住校可以學習團隊精神及訓練自己生活的能力，所以他安排我在初中住校，這確實讓我這一生受益無窮，除了改掉許多不良生活習慣，也在軍事化的住校生活下鍛鍊了堅強的體魄。當然團體生活的趣事也不少，一位三平的同學發育得較早，所以在初二時就已經有成年人的體魄了，有位剛從小學升到初一、一起住校的學弟個子嬌小，很想知道男孩長成男人後，身體會產生什麼變化。有回大家一起在開放空間洗澡，只看到這個初一生怯生生地走到初二生面前，兩人相對無語數分鐘，小男生高興的走回自己的地方洗澡，因為他知道有一天自己長大後的身體會長成什麼樣子。
高中階段
我雖然是那22名幸運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的其中一份子，但是金榜題名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太久，因為我們雖然在初中都是成績優異，但是到了建中就有點像原先是棒球小聯盟的球員去打大聯盟，再加上建中老師和建中學生一樣牛、而且喜歡彼此叫陣。初中數學考試得80-90分如吃家常便飯的我，在建中第一次數學月考就不及格，因為不及格的學生太多，所以又見識到「開根號乘十」的計分方式，也就是只要考36分就算及格。才念第一個學期我們就已經垂頭喪氣，再加上建中學生高一就磨刀霍霍在準備大學聯考，所以壓力之大難以承受，有位三平同學以前外號叫「禿頭」，結果念到高三真的變成禿頭，是因為壓力大造成自體免疫系統失調，導致大面積落髮，一直到數年後才又慢慢長出頭髮來。
當然在建中的求學也是有許多快樂的時光，因為高中生少不經事，但是又精力充沛，再加上學校、班上的同學都是全省學生的一時之選，所以碰撞出來的火花格外璀璨。當時有位留級到我們班上的同學，有天中午休息時間沿著紅樓建築外的水管往上攀爬，學校教官在樓底吹哨子命令這位同學下來，紅樓附近的班級全部鼓譟叫好，數百隻紙摺飛機從各樓層向中庭射出，雖然經過近四十年，這個景象依然歷歷在目。這位同學自稱智商高達150，多年後在報紙上看到關於他的「出櫃」、及投入當愛滋病義工的消息。
在建中念書期間，高一有位教英文的紀老師鼓勵我們主動去念社會組，因為她認為國家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材，建中學生不應該都去念理工科；當時建中有26個班級，社會組只有3個班、丙組班 (準備念醫或農) 5-6班、其他全是準備考大學理工科的班級。當時去念社會組，大多數是在數理上難以競爭的學生，尤其是高三才轉入社會組的，但是三平的一位王姓同學是第12名考入建中，他在高二就接受紀老師建議去念社會組，後來考上台大、畢業後公費留考去念美國常春藤名校賓州大學，現在還在台灣大學擔任教授。我雖然一直希望去念社會組，但是又擔心被親友認為是數理競爭不過別人、被刷下來，所以就和大多數的建中學生一樣繼續留在數理組，因為我們當時都有一顆年輕又不願意認輸的心。
這位王姓同學天資優異，高中是建中全校第二名(社會組第一名)畢業，很清楚自己未來要學什麼、作什麼，屬於那種「生而知之」的人，我們認為他應該是當年社會組的榜首，結果大學聯考有點失常沒有考上榜首，可能是因為受我的影響，因為最後一個月，我們兩人同住一室需要統一睡覺時間，我希望12點、他希望2點，妥協結果是1點關燈睡覺，但是他早上5點就已經起床念書。建中有許多這種既聰明、又努力的優秀學生。
大學階段
我這種「困而知之」的人在大學聯考就沒有考上台灣大學，考上的是成功大學航空系，但是發誓插班考試要再考回台大，結果在插班考報名時，一個不經意的轉頭看到櫃台上「機械系」的牌子背面是「資訊系」，當即決定改考當年才成立的「資訊系」，我甚至還不知道資訊系就是Computer Science。後來才知道，我的插班考成績是可以考上台大「機械系」，卻因為一個不經意的轉念，錯失一個作台大人的機會。
大二開始死心塌地的好好念航空系，並且競選航空系會總幹事；大三在總幹事任內舉辦全校的航空系展，當時成大有架韓戰退役的F-86軍刀戰鬥機，我們就在機棚裏作相關航空科技的展覽，這與後來參加過的「英法航空展」當然是天壤之別，但是我們動員全系同學參與準備航展，而且我們是首次將英文帶入展覽的說明文字中。航展開幕的前一天，我們工作到開幕當天的凌晨2-3點，當系主任及學校老師蒞臨開幕儀式時，我還在向周公傳授航空領域的科學新知。
從小我的父親就告訴我，「他很遺憾沒有念到博士，但是希望能夠作博士的父親」，這句話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，會去念博士學位應該不完全是為了我自己，也為實現父親當年無法實現的一個夢想。在大學畢業前，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都在積極準備服完兵役後，就要到美國深造。
碩士階段
因為沒有考上公費留學，所以家裡只能夠負擔我一年的學費與生活費，當時年輕的我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，就憑著一年的學費與生活費，帶著新婚一個月的妻子在1983年一起遠渡重洋，到美國開始我們的留學及婚姻生涯。
我的妻子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的，我們兩人是在大學畢業前認識的，在我服兵役期間開始遠距交往。出國留學原來不在她的生涯規劃中，因為師大畢業就會分發到中學教書，工作安定又有保障，但是她知道我一定會出國留學，所以就和我一起準備留學。我們一共申請了七所一樣的美國大學，妻子甚至還取得一家大學的獎學金，但是因為我沒有取得入學許可，她就為了我放棄這所大學。
最後，我們都申請到馬里蘭大學 (University of Maryland, College Park)，妻子在教育系念TESL (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)，我則在航太系就讀。除了念書外，就是在準備找念博士班的獎學金，所以成績一定得念得出色才行，但是那一年馬大航太系研究所一共來了8個中國學生，有大陸的、台灣的、還有美國念大學的，所以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。研究所很多課是博士生、與碩士生一起修的，會來念航太系的美國學生基本上都不是軟腳蝦，但是不幸碰上8個如出柵猛虎的中國學生，他們也不得不俯首稱臣，包括博士生們。
當時柏實義教授擔任馬大的榮譽教授，我和妻子還曾經到他的辦公室拜訪過他，柏老是與錢學森教授同時期的傑出航太學者，曾經在1949年前在南京中央大學擔任過航空系主任。 我懷著一份見大師的心情求見，而柏老也不嫌棄接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輩，現在還記得他的辦公室懸掛董作賓先生寫的甲骨文字軸，經過卅年我已經不記得向柏老請益的是些什麼事，只記得他是位謙謙君子，讓人如沐春風。柏老雖然不再開課，但是時常參加航太系的研討會，雖然不怎麼發問，但總是非常留心聽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所提的問題。
因為自己的數學程度較好，所以在馬大以一年(兩個學期+暑假)時間取得碩士學位，據一位教授告訴我：三個學期取得不寫論文碩士學位的學生不少，但是我是航太系十餘年來第一個在12個月就取得碩士學位的，十門課得7門A、三門B (馬大只有ABC給分制)。還記得暑假修了兩門課，有一門是複變函數 (Complex Variables)，大多數同學的期末考成績都不及格，正在央求助教加分時，助教說：你們得問問Wang是否同意，因為他考了滿分。
博士階段
離開馬大後，妻子和我一起到田納西大學太空學院 (University of Tennessee Space Institute, UTSI ) 開始我的博士生階段；UTSI是一所很特殊的大學，屬於UT Knoxville系統，但是只有研究所、沒有大學部，全校只有約40位full-time研究生、教授與full-time研究生的比率幾乎是1:1。這所大學有三位我的成大學長，而且所有full-time研究生都給RA獎學金(Research Assistantship)。
二戰後，美國從德國掠奪了不少著名的航太學者，包括加州理工的 von Karman (錢學森教授的老師)、von Braun (發展V2火箭及美國阿波羅登月計畫的首席科學家)、及Dr. Goethert (曾經協助von Braun發展火箭計畫) ，UTSI就是Dr. Goethert在1964年成立的。當時主要是為美國軍方在1950年成立的Arnol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enter (AEDC)的在職員工提供研究所深造課程及學位。
UTSI校區在森林中，校園面積雖然不大，但是後方的人工湖有日月潭那麼大，這個人工湖其實是提供AEDC七個風洞(Wind Tunnel)實驗室的冷卻用水，當年美國MX飛彈就是以實體在AEDC的風洞做實驗。當時UTSI有四位教授是加州理工(CalTech)的航太博士，師資相當驚人，還有一位Kupershmidt教授，他是前蘇聯的猶太人，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到美國麻省理工(MIT)攻讀博士學位，僅一年就取得了數學博士學位。我問他怎麼可能一年就取得博士學位，他回答：我在莫斯科大學時MIT的教授就已經知道我，到MIT花一年時間修完所需課程，我的博士論文教授們看不懂，所以就只好給了我博士學位。
我在UTSI花了四年念博士課程及作研究，博士論文雖然不像Kupershmidt教授那麼了不起，但是也意外發現可以用低階的方式去解決一位大師在15年前主張以高階方式解決的流體計算問題，發現原因是：學校電腦太小無法支持我作高階運算，所以只好去嘗試低階運算，結果出奇的好，翻過頭來才發覺大師所作的物理假設有瑕疵。雖然我在科技領域的貢獻微博，但是當年博士班所修的14門課全部都得了A、博士資格考(Qualify Exam)數學部份得了滿分，是UTSI有史以來數學部份得滿分的第二個研究生。
在UTSI念書時，學校的吳教授與林教授都是加州理工畢業的，再加上在AEDC工作的羅教授與石老師(UTSI圖書館長)都非常照顧中國學生，我們雖然離鄉背井卻也生活得十分愜意，很多中國學生幾乎都不急著畢業。離開UTSI超過25年，至今依然記得午後常在吳教授辦公室，聆聽他提到老師馮元楨教授的往事，以及對我在課業外的教誨，例如他告訴我：如果遇到棘手的問題，always go back to the basic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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